《财经周刊》：质疑五大所

　作为济南轻骑的B股审计师，安达信应当采用的是风险导向型审计，它应当充分关注被审计单位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从参与中国金融类上市公司审计到获得A股公司IPO和再融资补充审计，半年内，以“五大”为主体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连下两城，与正遭受前所未有舆论攻击的国内同行相比，可谓是春风得意。　　毫无疑问，被请进来的“五大”，眼下在国内的威望已如日中天，而中国自上而下也对其寄予了较高的期望。然而，就在充分肯定“五大”百年信誉及其深度介入中国市场将对中国会计及证券市场产生的积极意义时，对于“五大”的质疑声音也屡屡传来：美国监管制度之严，安达信尚且以身试法，在各项制度还远不完善的中国，谁又能保证洋注会们不会步中国同行的后尘。　　与国内媒体遮遮掩掩地讨论“洋注册也得监管”不同，一向以大胆放言著称的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刘峰，已在多个公开场合直言不讳地指出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执业中也有不值得完全依赖的行为，引起强烈反响。　　这位只有36岁的大学教授，与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美国地球工程公司北京代表处许菲女士，经过大量调查和案例分析认为，五大所在中国执业未毕完全值得依赖。　　刘峰说：“人们相信五大，主要原因是认为它们的审计质量要高于国内的审计师，但这只是一种观点，并没有大量证据支持。”

两个理论

刘峰认为，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夫妻老婆店，他们都是由人用一系列契约关系组成的。凡是人，都不能脱离自利的理性经济人的约束，当他们预期某些行为不会受到法律或其他相关法规的约束时，即便这些行为会显著地不同于其在美国或其他制度环境下的行为，但只要该项行为经济上有效，他们也一定会实施该项行为。 　　“这一推论适用于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当然也包括国际性的会计师事务所。” 刘峰说，　　将这一思路应用于“五大”，“五大”一定会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来调整其行为，从而达到相关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刘峰和许菲推断“五大”在中国同样不值得无保留信任的的第二个理论是关于法律风险与风险导向型审计。　　刘峰介绍，“五大”等在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具有的较高声誉，是巨大执业风险锤炼来的。20世纪30年代起的一系列注册会计师危机事件，迫使美国的审计从注重凭证账簿处理过程的审计，转向企业相关制度基础的审计，特别是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运行是否有效。20世纪6、70年代又一波诉讼浪潮，使得会计职业界认识到审计师最大的问题是诉讼风险——是否接受审计聘约以及如何进行审计，首要考虑的是：潜在风险有多大？公司能否承受？由此进入了风险导向型审计时期。　　理论上，风险导向型审计要求审计师能够降低潜在的审计风险。如果事先认定某个审计项目风险大，审计师一般不会接受审计聘约；一旦认定风险没有超过其承受范围而签订了审计聘约，审计师应当确定审计风险最高的环节，“投以重兵”，以确保事后即便上了法庭也不会败诉。风险导向型审计产生于美国，现已为“五大”等国际会计公司普遍应用。　　具体到中国，会计师事务所所面临的是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事务所民事赔偿责任几乎为零：资本市场公众投资者不能起诉（目前法院不受理或即使以后受理但证据收集困难）或不愿起诉（赔偿责任太低），使得我国会计市场上的违规成本几乎为零。事实也是如此——除了备受关注的银广夏案的中天勤受到严厉惩罚外，其他在郑百文案、猴王案等众多造假案中的违规违法事务所，其实都没有受到具有威慑力的惩罚。　　“给定我国审计风险如此低的事实，再加上风险导向型审计的内在要求，我们可以推断，包括‘五大’在内的国际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审计市场上的行为同样不应该得到无保留的信任。”刘峰说。

两个案例

刘峰和许菲研究了两个案例来说明在业界赫赫有名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未必值得信赖。　　其一，济南轻骑。（600698，900946）根据能查阅到的公开资料，刘峰说济南轻骑1999年度的审计报告值得关注。　　如果将审计意见与大股东拖欠联系起来，将能更好地说明问题。　　刘峰指出，中国的审计目前仍然停留在帐项基础审计阶段。按照帐项基础审计，只要对被审计单位凭证、帐簿与报表的审计，没有发现重大错漏事项或故意表述不实，审计师就可以签发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按照帐项基础审计，济南轻骑的A股审计师在1997－1999年度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帐项基础审计不会、也无法关注企业背后的潜在风险，包括来自大股东的风险。　　但是，作为济南轻骑的B股审计师，安达信应当采用的是风险导向型审计，它应当充分关注被审计单位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如果被审计单位的固有风险高，在法律责任风险大的制度环境下，审计师的上佳选择是“跳槽”，这也就是西方会计职业界所流行的只与成功的客户往来；在法律责任风险相对较轻的中国，审计师也应当至少通过审计报告给投资者以足够的提醒。　　就济南轻骑而言，标准的“一股独大”及改制的不彻底, 是其经营失败的根本原因。济南轻骑是轻骑集团的三个产品生产车间改组上市的，它本身没有独立的材料采购渠道和产品销售网络，同时，也没有相应的研究发展能力。特别是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一直依赖集团公司。自济南轻骑1993年底改制上市后直到2000年的七年里，上市公司都没有尝试建立独立的材料供应与产品销售网络，它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摩托车和发动机生产车间。不具备自己独立的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网络，没有独立的研发能力，显然会增加公司的经营风险。　　刘峰分析：“对于此经营风险所可能引发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B股的审计师显然认为是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之内。”　　事实上，1999审计年度，济南轻骑的大股东拖欠近18.7亿的应收帐款，是上市公司38.5亿总资产的48.6％、29.9亿净资产的62.5％、9亿元主营业务收入的两倍，而大股东轻骑集团的经营状况在1999年度已经相当恶化。还款能力问题早在1999年就应当是注册会计师所应该关注的问题。　　更令人关注的是，济南轻骑大股东因为1997年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炒股于1999年11月被中国证监会处罚，包括没收炒股收入2亿、罚款500万，同时，上市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是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家岭和董事会成员张珉、刘超等为证券市场禁入者。面对大股东如此高的风险、上市公司极不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不正直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高达92.5％的利润下降幅度，其B股审计师对上市公司1999年度的审计，仍发表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没有证据表明其审计质量高出境内A股的审计师。　　事实上，中国证监会济南证管办2001年6月4日至9日对济南轻骑进行巡回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于7月4日下达了《限期整顿通知书》，该项通知列示了几十项问题，这些问题表明，济南轻骑没有基本的内控制度，其风险之大，会计师事务所应早就予以足够关注。　　而另一位会计专家就指出，济南轻骑最大的问题一是将应收帐款不恰当地转为其他应收款，二是坏帐准备计提不充分，作为国际知名审计机构，应当发现并提示这些风险。　　其二  宝石股份。（0413，2413）1998年初，普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宝石A1997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拒绝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由于这是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的第一份此种类型的报告，曾引起了证券市场不小的震动。　　不过，刘峰认为，普华大华在1996年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时仍有“瑕疵”。　　刘峰指出，宝石公司的A、B股审计师对1996年年报均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其中，A股审计师报告了1.2亿元的税前利润，B股审计师报告了322万元税前亏损，差异主要是彩壳生产线利息费用资本化（1.14亿）、存货损失准备（0.13亿）。报表解释其差异主要为彩壳生产线利息费用资本化与费用化的差异。其中，A股报告资本化，而B股的报告费用化。　　“如果翻阅几个月前的招股说明书，我们可以发现，早在1996年9月的招股说明书中，该生产线至7月31日已实现销售收入3400万，实现利润233万，但A股审计报告竟然能够将其资本化，请注意——A股审计师也是普华的成员所之一。”　　尽管按照中国有关会计准则，在建工程没有进行竣工决算之前可以不将其投资费用化，但是刘峰强调：“会计原则是实质重于形式，不验收决算并不表明没有生产和产生销售收入，为什么重庆华源1997年要为渝太白出具拒绝意见的审计报告，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生产线已经完工并产生利润，但公司一直拖着不验收。”　　当1997年宝石巨额亏损成为事实之后，普华出具了拒绝意见的审计报告。宝石公司的解释是：早在1996年6月，由于黑白显像管产品积压严重，就已停止生产（但该项信息在1996年两次招股说明书和1996年年报中都未披露）；1997年6月，黑白玻壳生产线已超龄运行，因此停炉检修；市场竞争导致黑白显像管和玻壳产品价格低于成本；新上马的彩壳产品市场售价同样也低于成本。　　刘峰认为，从这些解释可以发现，除彩壳产品降价幅度超出事先预计外，黑白产品及生产线问题，早在1996年B股和A股招股时就已存在。“普华会计师事务所从宝石公司上市募股开始就担任了相应的审计工作，它应当了解这些情况、特别是生产线停工的信息，如果不了解则属于尽责问题。”　　刘峰他们由此推断：普华会计师事务所之所以承担上市审计并在1996年度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是基于风险判断，即普华会计师事务所不会因此而承担大的风险。” “五大”的风险　　事实上，对五大质疑不仅来自学术界，“五大”等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也有抱怨。据业内人士介绍，一家金融上市公司的财务部负责人曾经要求为其审计的某家“五大”连换三个审计助理，原因是前来审计的员工对业务不熟悉，让人疑惑他们到底是来查帐还是来学会计的。　　而许多业内人士都清楚记得，2000年财政部在对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检查的通报中曾指出，有家“五大”成员所给广西玉林某大型机械制造企业所作的审计中存在问题。　　另外一个在香港会计界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去年上半年，“五大”中的某一家在香港为福建一家印刷企业做上市服务，但在上市前三天，这家代码为1011的“杰威国际”，却宣布放弃上市，原来支撑公司业绩的是一堆伪造的财务报表，据说造假手法之粗率令人瞠目。　　国内财会网站的BBS上，对“五大”还有着更为激烈的批评。在中华财会网上，一位署名为“一个公民的建议”人士希望“五大”向中国的社会公众解释下列事件：“霸菱银行”倒闭案、香港“广南行”存货不实案、广西“喷施宝”案、北京“网易”案；在这些案子中，“五大”是否勤勉尽责？是否有过失？是否有故意行为？是否有欺诈行为？也请“五大”说明在其他国家遭诉讼、赔偿和庭外和解的详细情况。 　　这位人士还建议中注协、证监会公开“评估”五大在中国的业务质量，公布一份调查研究报告，特别是对上述案子，“五大”在扮演什么角色？应有明确结论。另外，“五大”在中国是否有足够的赔偿能力？是否负无限责任？出具不实报告是否给予经济赔偿？“五大”相应国外成员所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即“五大”巨额的风险赔偿基金，中国投资者是否有权分享？）应该有明确说法。　　对中国会计实务颇有研究的民间评论家清议认为，“五大”在中国执业出现瑕疵不可避免。他分析，影响“五大”审计质量的是中国特殊的执业环境，这从5个方面体现出来：中国会计准则本土化倾向明显，“五大”进入中国不得不考虑按中国的规矩来做；中国管理当局对会计审计事后监管要求不严；上市公司有强烈的粉饰报表的愿望；报表使用方即小股东对会计信息重视不够；最后是国内同业执为业水平低，“五大”可能向下看齐。　　深圳一家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则直言不讳：“未来‘五大’在中国也会出问题。” “五大”控制风险的一大法宝是“只与君子打交道”，他们一直根据公司管理层诚信、企业管理架构及行业自身风险来选择客户，但目前国内有1200多家上市公司，以“五大”现有审计力量难以招架。“五大”如何来通过慎选客户控制风险？！　　另一位业内人士则一针见血：“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失真问题的关键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一股独大’不解决，上市公司领导人观念不转变，单靠‘五大’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在整个社会缺乏诚信的环境中，‘五大’很难独善其身。”

原文发表在200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