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电子案迟迟不审 庭下暗战刀光剑影

暗战如黑夜中的刀锋，你看不到，却感觉得到　　日前，全国20多家代理中小投资者 进行证券民事赔偿诉讼的律师事务所在河北汇聚一堂，召开了“虚假陈述案件诉讼代理研讨会”，专门就代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着重对广为社会关注的东方电子案中涉及实体（比如被告主体如何确定、揭露日如何确定等问题）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讨。无独有偶，就在此前不久，东方电子案中的第一被告、作为上市公司的烟台东方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也委托其代理人北京华堂律师事务所秘密召开了类似研讨会，专门就该案的焦点问题组织专家进行讨论。在研讨会上，双方对东方电子案的焦点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观点针锋相对。虽然案件至今尚未开庭，但原被告双方本该在法庭审理中展开的较量已提前暗中进行。　　■拖延有术　　据介绍，截至目前为止，全国大约有40多家律师事务所代理此案，有3000多名投资者已委托律师提起了诉讼，标的额在1.5亿以上，是目前此类案件中最为庞大的一例，这些诉讼也已全部在青岛中院顺利立案。但在开庭时间的安排上，进行的却不像立案那样顺利。本来早在4月份就有律师接到即将开庭的通知，可不曾想，被告却提起了管辖权异议，认为管辖地是在济南而非青岛。原告律师介绍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省高院）曾就济南、青岛分片管辖证券民事赔偿的问题下达过通知，明确指出，青岛中院管辖权涉及青岛、烟台、威海、日照、潍坊、临沂、东营地区。该案由青岛中院审理是毫无疑问的，被告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策略性地用足法律所赋予的程序权利，尽量拖延开庭时间、拖过诉讼时效。果不其然，在5月份法院裁定青岛中院享有该案的管辖权之后，被告方又立即向省高院就管辖权裁定提起了上诉。原告律师介绍说，由于原被告双方均在异地，青岛中院做出裁定的送达并签收寄回需要时间，山东省高院审查、做出最后裁定并送达、签收寄回也需要时间，被告的上诉又要使开庭时间往后拖延数月。直至如今，最后裁定尚未做出，正式开庭时间仍难以确定。　　■庭下暗战　　尽管此案仍处在程序阶段，但从各自秘密召开的研讨会情况来看，双方都已经针对对方的观点形成了各自的代理意见。双方只有在法庭上才能出现的较量已渐露端倪。首先在被告的主体问题上。华堂律师事务所认为，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可以刑事判决为前置条件，但东方电子案中的刑事判决只是针对三位高管个人的，并未认定东方电子法人犯罪，因而上市公司本身是不能作为被告的。而实际上，在所有原告提起的诉讼中，都无一例外的将上市公司列为第一被告，这个观点自然不会被原告律师认同。原告方认为，按照《1·9规定》的立法意图，起诉时并不必将刑事判决的犯罪人与民事诉讼的被告相等同，也没有要求起诉法人时必须以认定法人犯罪为前提。该案中，刑事判决认定的罪名是编制虚假财会报告罪，虽然没有认定东方电子公司法人犯罪，但被刑事制裁的犯罪人所编制的虚假财会报告却是东方电子公司的，因此，东方电子存在虚假陈述的行为毫无疑问，其作为虚假陈述责任主体难逃其咎。另外，一个双方观点相左的焦点就是在揭露日的确定上。大多数原告律师都以2001年9月14日作为该案的虚假陈述揭露日，因为当天一家媒体发表了《东方电子财务数据真实吗？》一文，对东方电子的经济效益提出质疑，而且这是在全国范围发行的报纸首次公开质疑东方电子的利润有问题。而被告方却认为应以2002年4月30日作为该案的虚假陈述揭露日，因为东方电子在这天发布了2001年年度报告，这一天既是虚假陈述更正日，又是虚假陈述揭露日。而2001年9月14日发表的文章只是一篇质疑性的评论，没有提出证据证明东方电子造假。一位律师介绍说，其实无论揭露日确定在哪一天，都会使得一些投资者丧失起诉权，双方之所以坚持各自的观点，是因为有人做过计算，如果以2001年9月14日为揭露日，原告方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赔偿，而如果以2002年4月30日为揭露日，被告方的赔偿数额则会更少些。除了上述两个有着激烈较量的问题之外，双方的研讨还涉及了系统风险的问题、损失如何计算的问题以及已经被ST的东方电子和投资者权益之间要保持平衡的问题。双方律师表示，这些关于实体方面的问题最终需要在法庭上由法官去认定，虽然自己的意见不一定被采纳，但是意见反映到法官那里，也会起到引导和参考的作用。据了解，“虚假陈述案件诉讼代理研讨会”结束后，原告方律师将把自己这一方的观点整理成册，提交至青岛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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