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昨天在此间就中国当前财政政策中的一系列问题向媒体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这是在本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专访他之后，这位中国财长对财政政策最详细的一次阐
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昨天在此间就中国当前财政政策中的一系列问题向媒体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这是在本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专访他之后，这位中国财长对财政政策最详细的一次阐述。
项怀诚用五个观点来总结他对“积极财策是继续实施还是淡出”这一问题的看法。
第一个观点，中国从1998年开始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被迫的。1997年的7月2日，从泰国开始爆发了亚洲的金融危机，当时叫做“东南亚金融风暴”，这样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很快就在中国反映出来了。他举例说，1997年，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的速度是20％以上，而1998年，中国外贸出口的增长速度只有0.5％，也就是零增长。
另外，中国经济从1992年以后实行宏观调控，过热的经济得到了控制，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但是到了1998年的时候，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面对这样一个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态势，必须果断地採取措施，所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被迫进行的。
第二个观点，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中国已经实行了4年，今年开始是第五年，效果是明显的。项怀诚说，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1998年，这样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速度是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2个百分点，2000年是拉动了1.7个百分点，2001年拉动了1.8个百分点。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几年中对中国经济拉动和支持的作用是国际国内方方面面的朋友一致公认的。
第三个观点，任何一个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执行的过程中间也是有利有弊的。项怀诚说，有的经济学家说，积极财政政策必然会带来挤出效应，到底挤了多少，他也不知道。他表示感到压力大的就是这样一个积极财政政策必然带来中国财政赤字的增加和债务馀额的增加。他自认第一年当财政部长时，财政赤字佔GDP的比重就翻了一番，第二年又翻了一番，去年财政赤字的比重已经佔GDP的2.7％。财务馀额预计几千亿人民币到1.6万亿，佔整个GDP的16.7％。项怀诚说，这样一个赤字增加和债务增加，对他是有压力的。
第四个观点，今年要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也是在特殊的国际背景下决定的一个政策。2001年的下半年，美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持续繁荣了十年左右的时间，经济出现了衰退，对中国一定会产生影响，必须加以应对。
他说，前4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开了很多的项目，如同种树，挖了很多的坑，必须把这个树种完，把坑填满，因为基本建设工程本身搞半拉子工程，损失一定会很大，金上马，银下马，下马也需要钱的，所以必须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最后一个观点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要逐步淡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能够长期地执行积极财政政策而不出问题。今后我们逐步淡出，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解决，要用几年的时间。我实在不敢作出准确的预测。
【商报北京专讯】记者徐霆、孙怡、庄宇辉报道：项怀诚用“很严峻”来形容今年一季度中国的财政情况。他说，今年一季度，中国的财政数字情况不是非常理想，财政收入增长3.4％，财政支出增长23.9％。项怀诚说，他的助手说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3.4％，比往年哪一年都低。如果把出口退税增加、证券交易印花税降低税率等等特殊的因素扣除，实际上按可比口径计算，一月份的增长速度是14％。他表示不相信。
他说，一季度的财政情况是很严峻的，收入增长太低，支出增长太快。说明没有收到那麽多的钱，可是敞开了口哗哗地花钱，这个情况非常严峻，特别是在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背景下。他希望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要高於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这样才是可持续的。这位中国财长表示，问题是存在的，形势是严峻的。
项怀诚介绍说，第一季度的财政收入实际是3807.8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加120.79亿元人民币，增长幅度是3.4％；第一季度的财政支出，完成了3511.35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78.36亿元人民币，增长23.9％。
国际市场筹资额不会大增
项怀诚表示，中国政府今年将继续在国际市场上筹资，数量不会有大的增加，因为没有必要有大的增加。他说，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差不多2200亿美元。尽管当前国际市场上利率水平比较低，是进行融资的良好时机，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还没有动作。这位中国的财长说，他想，不是他们（指银行）跟他说的，他们可能是要等待中国政府在国际市场筹资以后，有一个基准利率。至於说到国际上筹资，发行债券，想选择什麽货币，这要根据中国今年到期外债的货币和国家外汇储备币种的结构情况来决定。当然，还要考虑国际各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化趋势。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就是怎麽对中国有利他就怎麽做。
续改善低收入者生活质量
项怀诚称，今年中央财政用於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预算一共是860亿人民币，比1997年以来（也就是本届政府上台的这几年来）增加了806亿人民币，增长了15倍。这丝毫没有意思说上一届政府不重视这方面的投资，而是这届政府开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始大规模地进行企业的改革，而企业的改革必然带来大批的下岗职工，这是我们必须应对的发展中间的事实。
他说，这样一个社会保障支出，佔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现在是6.3％，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在今年的预算中间，对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線的低收入人群，中央财政将给他们拨款，给予支持，由去年的23亿人民币翻了一番，中央今年安排46亿人民币。
项怀诚说，尽管这项工作从中国的财权和市权的划分上讲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当地城市的职能，但是中央政府认为，中央应当不断地在这方面增加对地方的补助，以带动地方拿出更多的钱来关心最低生活保障線的人群。
项怀诚还表示，不仅要关心城市的低收入群体，而且要关心农民，在这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提高了中央财政用於扶贫的资金，中央财政今年扶贫资金总量是106亿人民币，增长的幅度是6％。今年扩大了融资改革的试点面，安排165亿人民币来解决农民问题。根据农民失业的数量，各个省还要拿出一部分钱来，总量一定要大於165亿人民币。
对於因受灾而生活困难的地区的人民，将大幅度降低农业税和牧业税。去年把牧业税全部免了，中央财政安排的农牧业减免的税是40亿人民币，加上11亿人民币，总额达到了50亿人民币，是正常年景的4倍。
【商报北京专讯】记者徐霆、孙怡、庄宇辉报道：项怀诚在谈到减税问题时，特别以本报经济评论文章的观点进行辅佐说明。
项怀诚说，中国的税制，目前不宜大动，既不宜增加税负，也不宜减轻税负。他说，有很多朋友，包括理论界的朋友，提出来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目前要减税，理由有很多，简单的说，大概有两条，一条是全世界都在减税，你干吗不减税？第二条，现在GDP的增长速度和税收增长速度不成比例，GDP增长7％、8％，税收增长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税收得太多了，所以要减。
他说，专家们讲的意见都值得重视，都是很好的，但是中国有这麽一些特殊的情况，应当加以注意。第一个，国家的税制以间接税为主体，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这三个税种加起来没有超过50％以上。减少间接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是比较弱的，刺激经济有限。而且，减税以后，如果市场上商品再降价，更加卖不出去了，通货紧缩就更严重，这是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个，现在国家税收的负担水平总体上来说在世界各国属中等水平，并不高。
第三个，大概从1994年中国税制改革以来，特别是这几年来，宏观税赋每一个税种的税率没有调高。有个别的朋友说，你这个税收负担太重了，企业会活不下去。没有那个事！国家没有提高过税赋，税收是讲公开、公正、公平的。有位朋友说，你说没有加重企业的负担，这几年来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速度不对头啊，1998年开始，GDP增长7.8％，财政收入增长14.2％，差不多翻一番；1999年GDP增长7.1％，财政收入增长15.9％；2000年GDP增长8％，财政收入17％；去年，GDP增长7.3％，财政收入增长22.2％，你怎麽收那麽多钱？
财政收入大增另有其因
项怀诚说，这个不怨朋友，不怨理论界的朋友，他不了解情况，他没有跟他介绍这方面的情况。项怀诚说，2000年，GDP增长8％，财政收入17％，翻一番还拐了一个弯。他表示，不讲细的，就讲三个特殊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打击走私，加强海关的徵收徵管，当然也增加了一点进口；第二个因素，2000年股票市场特别好，那一年，光徵收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就比上年增加了195亿；第三个因素，是从1999年10月1日恢复开徵关於个人储蓄存款利息的个人所得税。1999年10月1日出台的时候，当年没有收到多少钱，2000年就翘尾巴了，全年都徵了，个人所得税增加了246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把行政性收费和其他收入纳到预算中来，增加了110亿。进口税收、股票市场交易印花税、个人储蓄存款的利息所得税和行政性收费这些加起来，有1215亿。2000年，实际一共增加的财政收入是1950亿，退出这个因素之后，财政收入增长7.1％，还低於GDP的增长。
项怀诚称，没有收过头税，没有加重企业的负担，财政收入增长得快一点，是有各种各样的实实在在存在的因素的，真正讲到收入增长的速度并不快。他说他有一张表，现在找不出来了，这张表，每年的因素都有，一共17个因素，扣除这些特殊的因素之后，财政增长的速度和GDP是相接近的，或者是低一点，或者是高一点，高一点，也就是零点几个百分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老实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高一点是正常的，低一点是不正常的。
国内外专家多不主张减税
他说，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观点，这是事实。另外，专家也不都是这麽看的，企业家也不都是这麽看的。最近有一个资料，有一个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他们说不是要减税，而是要减管，什麽意思呢？就是国家的税收不高，是国家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什麽都要政府的审批，你干什麽嘛？民营企业家是这样的意见。
项怀诚说，很多专家也不主张减税，他们的观点跟他自己是一样的，是有根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的所长，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当前减税不是拉动经济的一个办法。清华大学的教授、研究室的人也有文章，目前减税并不能扩大内需。他们还认为，中国减什麽税呢？个人所得税真正能够拉动经济发展，在国外减的是个人所得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低得不得了，实际上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低的，还减什麽减？不仅仅是中国专家，外国专家也是这样，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财政学的教授罗森·哈特，也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这样的观点。理论界也是这样的。
引用本报文章加以说明
项怀诚特别以《香港商报》3月17日头版的经济评论文章来证明他的观点。他拿着该份报纸的复印件说，《香港商报》3月17日有一篇文章，叫做中国财政改革更为紧迫，题目很好，里面的观点，有的他赞成，有的他不赞同，里面有这麽一段话，认为“近年财政开支增长太高，收入增加太多，应该转以减税来促进经济”的意见并不可行，这是一个香港的朋友赵先生写的，所以减税的问题是应该做一些分析的。
《香港商报》3月17日头版发表了经济评论文章“中国财政改革更为紧迫”，该文作者是汇丰中国业务研究部经理赵令彬先生。
项怀诚用五个观点来总结他对“积极财策是继续实施还是淡出”这一问题的看法。
第一个观点，中国从1998年开始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被迫的。1997年的7月2日，从泰国开始爆发了亚洲的金融危机，当时叫做“东南亚金融风暴”，这样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很快就在中国反映出来了。他举例说，1997年，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的速度是20％以上，而1998年，中国外贸出口的增长速度只有0.5％，也就是零增长。
另外，中国经济从1992年以后实行宏观调控，过热的经济得到了控制，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但是到了1998年的时候，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面对这样一个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态势，必须果断地採取措施，所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被迫进行的。
第二个观点，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中国已经实行了4年，今年开始是第五年，效果是明显的。项怀诚说，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1998年，这样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速度是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2个百分点，2000年是拉动了1.7个百分点，2001年拉动了1.8个百分点。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几年中对中国经济拉动和支持的作用是国际国内方方面面的朋友一致公认的。
第三个观点，任何一个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执行的过程中间也是有利有弊的。项怀诚说，有的经济学家说，积极财政政策必然会带来挤出效应，到底挤了多少，他也不知道。他表示感到压力大的就是这样一个积极财政政策必然带来中国财政赤字的增加和债务馀额的增加。他自认第一年当财政部长时，财政赤字佔GDP的比重就翻了一番，第二年又翻了一番，去年财政赤字的比重已经佔GDP的2.7％。财务馀额预计几千亿人民币到1.6万亿，佔整个GDP的16.7％。项怀诚说，这样一个赤字增加和债务增加，对他是有压力的。
第四个观点，今年要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也是在特殊的国际背景下决定的一个政策。2001年的下半年，美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持续繁荣了十年左右的时间，经济出现了衰退，对中国一定会产生影响，必须加以应对。
他说，前4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开了很多的项目，如同种树，挖了很多的坑，必须把这个树种完，把坑填满，因为基本建设工程本身搞半拉子工程，损失一定会很大，金上马，银下马，下马也需要钱的，所以必须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最后一个观点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要逐步淡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能够长期地执行积极财政政策而不出问题。今后我们逐步淡出，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解决，要用几年的时间。我实在不敢作出准确的预测。
【商报北京专讯】记者徐霆、孙怡、庄宇辉报道：项怀诚用“很严峻”来形容今年一季度中国的财政情况。他说，今年一季度，中国的财政数字情况不是非常理想，财政收入增长3.4％，财政支出增长23.9％。项怀诚说，他的助手说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3.4％，比往年哪一年都低。如果把出口退税增加、证券交易印花税降低税率等等特殊的因素扣除，实际上按可比口径计算，一月份的增长速度是14％。他表示不相信。
他说，一季度的财政情况是很严峻的，收入增长太低，支出增长太快。说明没有收到那麽多的钱，可是敞开了口哗哗地花钱，这个情况非常严峻，特别是在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背景下。他希望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要高於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这样才是可持续的。这位中国财长表示，问题是存在的，形势是严峻的。
项怀诚介绍说，第一季度的财政收入实际是3807.8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加120.79亿元人民币，增长幅度是3.4％；第一季度的财政支出，完成了3511.35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78.36亿元人民币，增长23.9％。
国际市场筹资额不会大增
项怀诚表示，中国政府今年将继续在国际市场上筹资，数量不会有大的增加，因为没有必要有大的增加。他说，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差不多2200亿美元。尽管当前国际市场上利率水平比较低，是进行融资的良好时机，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还没有动作。这位中国的财长说，他想，不是他们（指银行）跟他说的，他们可能是要等待中国政府在国际市场筹资以后，有一个基准利率。至於说到国际上筹资，发行债券，想选择什麽货币，这要根据中国今年到期外债的货币和国家外汇储备币种的结构情况来决定。当然，还要考虑国际各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化趋势。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就是怎麽对中国有利他就怎麽做。
续改善低收入者生活质量
项怀诚称，今年中央财政用於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预算一共是860亿人民币，比1997年以来（也就是本届政府上台的这几年来）增加了806亿人民币，增长了15倍。这丝毫没有意思说上一届政府不重视这方面的投资，而是这届政府开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始大规模地进行企业的改革，而企业的改革必然带来大批的下岗职工，这是我们必须应对的发展中间的事实。
他说，这样一个社会保障支出，佔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现在是6.3％，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在今年的预算中间，对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線的低收入人群，中央财政将给他们拨款，给予支持，由去年的23亿人民币翻了一番，中央今年安排46亿人民币。
项怀诚说，尽管这项工作从中国的财权和市权的划分上讲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当地城市的职能，但是中央政府认为，中央应当不断地在这方面增加对地方的补助，以带动地方拿出更多的钱来关心最低生活保障線的人群。
项怀诚还表示，不仅要关心城市的低收入群体，而且要关心农民，在这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提高了中央财政用於扶贫的资金，中央财政今年扶贫资金总量是106亿人民币，增长的幅度是6％。今年扩大了融资改革的试点面，安排165亿人民币来解决农民问题。根据农民失业的数量，各个省还要拿出一部分钱来，总量一定要大於165亿人民币。
对於因受灾而生活困难的地区的人民，将大幅度降低农业税和牧业税。去年把牧业税全部免了，中央财政安排的农牧业减免的税是40亿人民币，加上11亿人民币，总额达到了50亿人民币，是正常年景的4倍。
【商报北京专讯】记者徐霆、孙怡、庄宇辉报道：项怀诚在谈到减税问题时，特别以本报经济评论文章的观点进行辅佐说明。
项怀诚说，中国的税制，目前不宜大动，既不宜增加税负，也不宜减轻税负。他说，有很多朋友，包括理论界的朋友，提出来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目前要减税，理由有很多，简单的说，大概有两条，一条是全世界都在减税，你干吗不减税？第二条，现在GDP的增长速度和税收增长速度不成比例，GDP增长7％、8％，税收增长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税收得太多了，所以要减。
他说，专家们讲的意见都值得重视，都是很好的，但是中国有这麽一些特殊的情况，应当加以注意。第一个，国家的税制以间接税为主体，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这三个税种加起来没有超过50％以上。减少间接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是比较弱的，刺激经济有限。而且，减税以后，如果市场上商品再降价，更加卖不出去了，通货紧缩就更严重，这是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个，现在国家税收的负担水平总体上来说在世界各国属中等水平，并不高。
第三个，大概从1994年中国税制改革以来，特别是这几年来，宏观税赋每一个税种的税率没有调高。有个别的朋友说，你这个税收负担太重了，企业会活不下去。没有那个事！国家没有提高过税赋，税收是讲公开、公正、公平的。有位朋友说，你说没有加重企业的负担，这几年来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速度不对头啊，1998年开始，GDP增长7.8％，财政收入增长14.2％，差不多翻一番；1999年GDP增长7.1％，财政收入增长15.9％；2000年GDP增长8％，财政收入17％；去年，GDP增长7.3％，财政收入增长22.2％，你怎麽收那麽多钱？
财政收入大增另有其因
项怀诚说，这个不怨朋友，不怨理论界的朋友，他不了解情况，他没有跟他介绍这方面的情况。项怀诚说，2000年，GDP增长8％，财政收入17％，翻一番还拐了一个弯。他表示，不讲细的，就讲三个特殊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打击走私，加强海关的徵收徵管，当然也增加了一点进口；第二个因素，2000年股票市场特别好，那一年，光徵收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就比上年增加了195亿；第三个因素，是从1999年10月1日恢复开徵关於个人储蓄存款利息的个人所得税。1999年10月1日出台的时候，当年没有收到多少钱，2000年就翘尾巴了，全年都徵了，个人所得税增加了246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把行政性收费和其他收入纳到预算中来，增加了110亿。进口税收、股票市场交易印花税、个人储蓄存款的利息所得税和行政性收费这些加起来，有1215亿。2000年，实际一共增加的财政收入是1950亿，退出这个因素之后，财政收入增长7.1％，还低於GDP的增长。
项怀诚称，没有收过头税，没有加重企业的负担，财政收入增长得快一点，是有各种各样的实实在在存在的因素的，真正讲到收入增长的速度并不快。他说他有一张表，现在找不出来了，这张表，每年的因素都有，一共17个因素，扣除这些特殊的因素之后，财政增长的速度和GDP是相接近的，或者是低一点，或者是高一点，高一点，也就是零点几个百分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老实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高一点是正常的，低一点是不正常的。
国内外专家多不主张减税
他说，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观点，这是事实。另外，专家也不都是这麽看的，企业家也不都是这麽看的。最近有一个资料，有一个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他们说不是要减税，而是要减管，什麽意思呢？就是国家的税收不高，是国家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什麽都要政府的审批，你干什麽嘛？民营企业家是这样的意见。
项怀诚说，很多专家也不主张减税，他们的观点跟他自己是一样的，是有根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的所长，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当前减税不是拉动经济的一个办法。清华大学的教授、研究室的人也有文章，目前减税并不能扩大内需。他们还认为，中国减什麽税呢？个人所得税真正能够拉动经济发展，在国外减的是个人所得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低得不得了，实际上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低的，还减什麽减？不仅仅是中国专家，外国专家也是这样，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财政学的教授罗森·哈特，也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这样的观点。理论界也是这样的。
引用本报文章加以说明
项怀诚特别以《香港商报》3月17日头版的经济评论文章来证明他的观点。他拿着该份报纸的复印件说，《香港商报》3月17日有一篇文章，叫做中国财政改革更为紧迫，题目很好，里面的观点，有的他赞成，有的他不赞同，里面有这麽一段话，认为“近年财政开支增长太高，收入增加太多，应该转以减税来促进经济”的意见并不可行，这是一个香港的朋友赵先生写的，所以减税的问题是应该做一些分析的。
《香港商报》3月17日头版发表了经济评论文章“中国财政改革更为紧迫”，该文作者是汇丰中国业务研究部经理赵令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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