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适度减税一举两得——访中国人民大学

安体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经济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同时还任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税务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全国财政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1996年入选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国际名人录》。
　　进入第四个年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在刺激社会投资方面,其作用还不明显。当前,希望减税以刺激投资,为企业和社会减负的呼声日益成为经济、企业界关注的焦点。但政府财政收入的紧张和不断增长的支出需求,又使得减税成为一个敏感的“两难”问题。
　　我国当前是否具备减税空间?减税主要针对哪些税种?减税对中国经济运行会产生何种影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我国著名财税专家安体富教授。
　　记者:目前我国的税收环境和税收收入状况如何?
　　安体富:我国近几年的税收收入一直呈上升趋势,保持着年增收1000亿元以上的水平,去年增收2300亿,对充实财政、增强政府支出能力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我国以商品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却决定了在税制未变的情况下,税收收入至多只能与GDP同步增长,而不可能超过GDP增速。可以认为,1998年以来我国实质上执行的是“增税”政策。
　　宏观税负提高的原因,主要来自征管力度加强,挖掘了收入潜力,但也存在税款“虚收”问题,有的“寅吃卯粮”,有的贷款交税,有的则造假帐。而降低名义税负则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记者:为什么说当前减税有空间?它体现在哪些方面?
　　安体富:我国要大幅减税确有困难,但一定的减税空间是存在的。由于“费改税”尚未完成,必须把费税负担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当前各种预算外的收费过多过乱。去年我国税费总负担约占GDP的30％,比大多数国家要高。因此,在减轻企业和居民非税负担的基础上,降低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可使社会总体负担有所降低。
　　同时,我国的一些税多且重,有调整必要。比如现行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17％,若换算成“消费型”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而大部分国家则低于20％。目前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33％,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税率水平相近,但由于我国企业盈利水平很低,这一税率也偏高。而三资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只有10％左右。我国对汽车购买和使用中征收的税费多达10多种,致使我国汽车售价平均高出美国一倍,严重制约了对汽车的消费。这些税收都有调整空间。
　　此外,精简政府机构,节省财政支出,也可为减税提供相应的空间。据估算,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7％增长到目前的15％左右,这一支出的压缩也可为减税提供空间。
　　记者:哪些税种应是主要的调整对象?
　　安体富:当前我们所主张的减税,主要针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一方面,希望在增值税向消费型转型过程中,不再提高名义税率牷另一方面,希望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过程中,降低所得税的名义税率,以减轻一些大型企业的负担。
　　记者:您认为减税对经济运行有何影响?
　　安体富:减税,不论对流转税、所得税和其它税种来说,都会对生产和消费有明显的刺激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减税让利,明显促进经济发展就是有力的证明。流转税的减税可刺激供给,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减税,其扩张效应体现在需求方面。
　　减税并不意味着减收,相反由于促进经济的发展,税收总额还可能增加。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不少税率偏高,税基偏窄,特别是减免过多过乱,既影响了税收收入,又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和公平竞争要求。对此,应借鉴西方80年代“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税改经验。当务之急应尽量减少和规范各种税收优惠和减免措施,这与适当减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