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1岁的夏乐书还是东北商专二年级的学生。但突然天上掉馅饼，他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财政系工农业会计教研室学习。到了人大，他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按教育部规定，这个班级的选送对象是“文、法、财经（商）各科教授、讲师、助教及个别特别优秀的研究生”。
全班十四人，夏乐书年龄最小，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毛头”。同期入学的还有贸易会计教研室的六位同学。他们和前后几届被抽调进京的青年才俊一起肩负着从人大取经学习苏联会计教育知识与理念的重任。
“学习苏联老大哥”
从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苏联专家在中国高等学府工作过。其中，又以中国人民大学最多，总计98名。
194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旨在“创办一个以苏联高等学校为榜样的适合中国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校。”随后，苏联顾问拟定了人大的教学计划，包括最先设置八个重点系：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系、贸易系、合作系、工厂管理系、法律系、外交系和俄文系，并且很快开办了相应的研究生教育。在各个系科之下，又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起四十余个教研室。
当时编制的教学计划也都以苏联为蓝本，其基本原则是“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相结合，专业课与基础课相结合”，“无论哪一种专业都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专业所需的一般科学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在教学大纲上，时任人大副校长胡锡奎曾经做过总结，“也有若干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即使在目前中国和苏联也没有多大差别，如统计学、会计核算等，这些课程无论从理论上或实际上讲，中国与苏联都是大同小异。”
财政系拥有最多的六位苏联专家，其中两位会计专家：马仁诺夫和高诺诺夫。在他们到来之前，人大只有财政经济研究室下面成立的会计小组，共7人。1950年7月，两位专家到来后，正式成立簿记核算教研室，共15人。到1952年，该教研室已发展成为人大规模最大的教研室之一，共有教员22人，翻译7人，行政人员7人，研究生等已有百余人。从1950年9月起到1952年9月止的两年中，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过簿记核算的同学共计数千人，毕业离校的有2000余人，为社会输送了大量人才。
在学术方面，马卡诺夫教授在《工业会计》1952年第4期发表了《论会计核算的阶级性》，时论认为这是“新中国会计界划时代的重要文献”。日后，阶级性问题也确实长期影响了中国的会计学界。1952年10月上旬，教研室举办了一个展览会，会上悬挂着列宁的名言：“任何一件制品，任何一块面包，都不能处于核算之外，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核算。”
除了高校，还有其他在财政部、重工业部、中苏造船公司等机构的苏联会计专家，共同把新中国的会计核算和苏联接上了轨。
抽调进京
苏联专家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帮助各个高校培养新型的合格的教员，以便将来接替他们的工作。他们通过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设讲座的形式传授知识，并形成了“边教边学”的培养模式，即苏联专家前一天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课，这些青年学者消化吸收以后，第二天就到课堂上给本科生讲授这部分内容。1951年1月，苏联专家来校仅一年后，就培养出了275名教师、217名研究生，以及其他高校的进修人员127人。
在教育部的要求下，从1950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连续举办教师研究生班，在“苏联专家教授的指导下参加三校教学研究组研究”。
以1955年毕业的两个会计研究生班共20人为例：其中四川财院最多，有5人；上海财院和东北财院各4人；此外长春工业计划经济学校和全国供销总社各2人；其他单位3人。其中有党员1人，团员13人。
再以上海为例，根据1950年6月7日华东教育部发给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的公函，抽调对象为：文、法、财经（商）各科教授、讲师、助教及个别特别优秀的研究生。选调条件为：（1）思想进步，身体健康；（2）具有一般水平以上业务程度。研究时间：助教、讲师、教授为一年，研究生为两年。学习期间仍由原校发给原薪，并保留原职。学习期满后仍回原校服务。
时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姚耐去信人大校长吴玉章，希望对方接受选调。“为了解决我校师资困难，我们希望选送一批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年青助教到你校各教研室为研究生（一切生活费用由我们负责），以便将来学习回校后能够改进教学，使本院逐步地真正走向新型大学之路。听说，东北、中南各校已有此例，想贵校为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建设一定乐于同意。希早日赐复，以便进一步做出具体决定。”
1950年10月，上海财院派出了第一批共6人到人大教师研究生班学习，涉及马列主义基础等专业。1952年10月，上海财经学院又有10人赴人大学习，其中就包括四位会计系的老师：沈潜、王松年、石成岳、俞冠敏。1953年到人大学习的会计系老师有舒子唐、姚焕廷，他们都于1955年下半年返回上海。1953年选送人大学习簿记专业的还有周硕康、王美钧。
会计教育界学习苏联往事
京师三年
一纸调令，多方审查，一批批历史清白有相当业务能力的年轻人暂别讲台，开始为期三年的知识重塑。
在人大的会计课程基本上源自苏联。王松年教授在接受中国会计视野网“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组采访时曾经谈道：“当时苏联的东西绝对是正确的，是一边倒的，全部倒向苏联。西方的是要批判的。现在都要讲利润，这很正常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会计当中，它首先讲一切要听国家的统一计划，所以它分得很细，你学的东西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情况都不一样。”
在师资方面，据《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地位的形成》一文介绍，“1952年以前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先由专家给教师讲课，再由教师给学生讲课的授课模式；1952年以后逐渐转变为由专家为教师做专题讲授和系统辅导，以教研室科学指导员的身份指导教师备课及开展科学研究。”1953年，在人大的苏联专家大部分回国，人数也从高峰期的43人下降到21人。据此推断，人大教师研究生班的学生们能听到苏联专家亲自授课的机会并不多。
毛柏林在接受“会计口述历史”采访时也谈道，“我们的上一届（1951年）都是苏联专家上课，后来苏联专家回去了。我们在他们还没有回去以前，也听过一些专题，不过主要还是中国老师来上课。”当时给教师研究生班上课的中国老师有谢韬（马列主义基础）、苏星（政治经济学）、黄寿宸（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阎达五（工业会计核算）、赵玉珉（会计学原理）、陈共（经济活动分析）等。另外，还有一些在人大读完研究生留校任教的年轻教师，也成为当时的重要师资力量，比如王庆成、闫金锷、王德升等。
他们从人大学成回到原校后，很多都成了教学科研骨干，为新中国的会计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松年，1984年到1991年期间任上海财大副校长。
石成岳，先后担任上海财大会计学系主任、教授，20世纪80年代协助娄尔行教授积极推行会计教学改革。
夏乐书，毕业后回到东北财经学院，曾任学校工业财务会计教研室主任、辽宁省会计学会理事、中国会计学会《会计理论探索丛书》副主编等。
毛柏林，毕业后回到西南财院，先后担任西南财大会计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主持西南财大会计系工作长达14年。
“我过去从来没想到过当老师，最后留在学校当老师就是服从分配，党叫我们干啥就干啥。但是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之后，我就觉得自己这辈子都要搞教学了，因此自己首先必须学好。这次学习是我们一生的转折点，给我们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毛柏林教授曾动情地谈到这段人大的学习时光。
在人大学习的三年，毛柏林刻苦钻研，寒假暑假从来没有回过家，几乎每门功课都拿到满分（5分），在知识水平、专业实力、理论素质、讲授能力受益良多。他说，他们这批人回来后能够站稳讲台，能够受到学生的欢迎，和人大三年的学习是分不开的。
在他们回到原单位后的1956至1957学年，也是苏联专家在人大任教的最后一个学年。
参考资料略，致谢：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副馆长蒋利华、上海财经大学档案馆陈玉琴、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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